“文化大革命”始末（1）

    1966—1976年，本市和全国一样，出现“文化大革命”动乱，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遍及城乡，小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由文斗到武斗，打砸抢烧杀，无所不为，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与摧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和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损失非常严重，教训极其深刻。
    一、前奏
    1963年夏季，本市在新民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运动初期，在清经济和整顿干部作风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做法。同年11月至次年6月，在铺镇等7个乡进行片上社会主义教育，受教育的乡、村、组干部中，被认为犯错误而受各种处分的人占59.4％。1966年3月开始，调集中央、省、地、市5600名干部，在全市城乡开展全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市委、市政府和城乡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都在社教工作队主持下，反省工作，进行“四清”（清政治、组织、思想、经济），检讨错误，接受教育。5月16日后，“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由点到面的几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市补定所谓地主、富农分子×××人。由于打击面宽，人人自危，发生自杀死亡事件×××起。严重的“左”的偏差，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二、揪斗、抄家、夺权
    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后，全市开展批判所谓“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斗争，各单位纷纷揪斗“黑帮”和本单位的“三家村”。6月，向中学派“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并以区集训学校教师。7月，工作组退出学校，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学校开始。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后，“红卫兵”走向街头，大字报陆续出现。8月20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贴向市委机关大门，当晚青年学生冲入市委机关，抓领导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接着各机关、学校、乡镇都揪斗当权派，挂所谓“三反分子”、“黑帮”、“反动权威”、“破鞋”等黑牌子、戴纸糊高帽子，手牵黑绳子，鸣锣开道，排长队，游大街，人格受到极大侮辱。还有一些人佩带“红卫兵”袖章，以破“四旧”为名，毁坏天台山、宝峰寺等名胜风景区的建筑、碑刻和雕像。同时，擅自抄家，连字画、古籍、砚台、铜墨盒、金银首饰、手表、现金、存折等都被视为“四旧”而抄走，仅中山街、东关两个街道办事处就被抄79户，抄走现金3300元，手表两只，被子四床，金、银和其他物品682件。9月初，学校停课闹革命，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揪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10月10日，大、中学生1100人，在歌剧团剧场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会后，红卫兵纷纷到外地串连。10月25日，本市900名“红卫兵”代表赴北京，11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第六次检阅，其中50人坐观礼台。此后大串连形成高潮，全市9000多名“红卫兵”，走南闯北，足迹遍及全国。外地“红卫兵”成群结队来本市串连。在大串连渲染下，机关、厂矿、事业单位出现“红卫兵”和造反组织，11月7日成立“汉中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接着出现“八一革命造反总部”，12月6日，又成立“汉中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指挥部”，机关和学校有“文革临委会”，后又分出“新文革委员会”。各基层单位出现什么“千斤锤”、“核弹头”、“反到底”、“揭老底”战斗队和“夫妻战斗队”等，无奇不有。
    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刮入汉中，各单位造反组织，抢公章、发通告，宣布夺取党、政、财、文大权。1月27日，造反派联合在北教场开会，对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中层干部罗织“罪状”，进行丑化后，宣布靠边站。市广播站被夺权后，成为造反组织的喉舌，以后进行军事管制。2月下旬由市人民武装部组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指挥全市革命和生产工作。夺权中，造反队员对人对事看法不一，争论不休，在辩论中形成两种不同观点，各自走向社会，寻求支持势力。各单位，各系统的两派串连结果，重新组合，形成对立的两大派，即工矿造反队、临委会、统一战斗队等观点相同的组成“汉中矿临统总指挥部”，简称“统派”。联合造反队、新文革委员会及观点相同的组成“汉中联新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联派”。两派总部分别组织大游行，显示自己人多力量大。游行中互相指责，经常发生打架、咒骂、群斗事件，大街小巷、家庭院落，都有辩论声、吵架声，社会骚动，秩序混乱。两个造反组织，为了显示自己“革命”，攻击对方保守，就在领导干部身上找“炮弹”；各自成立“专案组”，对领导干部逐一内查外调，查档案材料，查六亲三代，寻找、扩大“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查讲话、言论，查报告、文章，掐头去尾，拼凑所谓“三反言行”问题。有的单位批斗领导干部时，让其多次背诵毛主席语录，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漏掉一句话或读错一个关键字，当场打成“现行反革命”。造反组织之间，从批判发言和辩论中互抓“三反”言论，以便压倒对方。
    三、武斗
    1967年4月，两派除口头和大字报辩论外，“统派总部”办大派报纸《汉江风暴》，并在古汉台设“大喊大叫广播台”，“联派总部”办大派报纸《东方红》，并先在天主堂大楼、后在地区招待所东北角设“东方红广播站”，双方用报纸和高音喇叭打“派仗”，文攻舌战。刺痛激怒后，就互相打砸，口头辩论中，也拳脚相加。6月，两派在汉中大修厂门口以棍棒武斗，死2人，伤10多人。7月12日，两派武斗，打死1人，造反派几千人抬尸游行，并将尸体停放军分区10天。7月22日，江青狂叫“文攻武卫”，给两派武斗火上泼油。8月，市公安局、武装部的枪枝弹药被造反组织抢去“武卫”，又到外县抢夺枪枝，集结武斗人员。“支左”部队多次组织两派头头谈判联合，制止武斗，都无效果。8月19日，车站街汉运司新建住宅楼被炸毁，当场死亡29人，伤30多人，致残4人。9月12日，两派在北街口武斗，死5人。9月17日中午，两派在北门内莲花池一带武斗5个小时，双方死亡13人，伤30多人。10月6日下午，两派在汉台至市政府地段武斗，毁坏房屋多间。1968年3月5日，造反派发射炮弹炸死8318部队“支左”战士2人，伤3人。4月18日，在汉台武斗，死5人。5月8日，炸毁汉中电影院、电器厂、莲花浴池楼房。6月8日，在赵寨乡武斗，双方死9人，打死炸伤福利院院民25人，炸毁房屋28间，烧房13间。6月13日，武斗升级，汉中城区居民被迫离家，逃往农村，大规模武斗持续48天，死伤1000多人，文庙大成殿、钟楼、三台阁等古建筑被炸毁，河坝街、南大街、汉中路、中山街、东大街、北大街、川主庙沿街1.9万间房屋被炸平、烧毁，抢市银行和中心支行现金290.19万元，抢机关、商店、粮店现金15万元，物资总值423万元，烧毁仓库、商店的物资难以数计。7月24日，中央制止陕西武斗的布告下达后，汉中军分区和驻汉部队强令两派于8月初停止武斗。
    1968年8月13日，两派头头在西安签订大联合协议，并谈判、协商，确定军、干、群代表79人组成汉中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造反派代表占80％，19名常委中造反派代表占63％，7名正副主任中，造反派头头占56％。9月2日，在北教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接着各区、乡和企事业单位陆续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实行“一元化领导”。已瘫痪两年的公安、检察、法院合并，实行军事管制，由军管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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