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纪略（1）

    196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5月25日，中共洋县县委成立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杜力田任组长。领导小组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统一部署，作出《关于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见》，并派工作组进驻洋县中学，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学生、群众，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但是，出于对毛泽东主席本人和党中央的信赖，运动一开始就形成对所谓“三家村”的革命大批判。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本县各中学陆续出现点名批判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大字报，正常的教学秩序出现混乱。7月31日，县委在洋县中学举办全县教师“暑期集训会”。会上，有70％的教师受到批判，200多名教师被揪斗，并错定为“黑帮”。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9月中旬，西安地区部分大专院校“南下串连团”的“红卫兵”涌入本县，四处进行串连，县属各中学陆续成立“红卫兵”组织，佩戴红袖章的学生走出校门，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掀起所谓“大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大串连的风潮。一时邪风骤起，境内著名的古建筑兴势观、崇道观和蔡侯祠被拆，丰都山琉璃照壁被砸，县文化馆2万余册藏书被焚，县剧团戏剧服装、把杖被烧，连民房上的艺术装饰物也被打掉。各中学在林彪、江青一伙“停课闹革命”的煽动下，教学秩序大乱，有3900多名“红卫兵”离校出外串连。10月初，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事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踢开党委闹革命”之风迅刮本县，无政府主义思潮更加泛滥，学校对学生完全失去控制。12月9日、15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厂矿之间、社队之间，工人、农民之间，可以相互串连，农村也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从而，使“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交、财贸部门的基层单位和广大农村，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在机关、厂矿和农村社队成立，斗争的矛头直指本单位党政领导和县委、县人委，“揪出走资派”的大字报和“炮轰县委、县人委”的大幅标语贴满街头、大院，各级党政组织不断受到冲击。
    1967年初，在上海反革命夺权的“一月风暴”影响下，“造反派”强行进驻县人民委员会机关。1月8日，“洋县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在县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勒令县委书记杜力田、县长赵康庆检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强行罢免了马畅、龙亭、秧田公社党委书记的职务，当会揪扭县委书记、县长及40多名部、局长、主任等领导干部游街。此后，“造反派”以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罪名，接二连三地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县委4名正、副书记全被揪斗，6名常委有5名被揪斗，11名正、副部长和主任有7名被揪斗；县人委3名正、副县长全被揪斗，32名正、副局长和主任有27名被揪斗；县级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区、社、生产大队，有70％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各级领导干部被连续批斗后，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夺权，靠边站。1月19日，“洋县红色造反者统一联络站”，强行进驻县广播站，夺取了宣传舆论工具。2月28日，县农械厂“造反派”夺了该厂领导权。此一时期，夺权之风吹遍全县。在此同时，县公安局、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受到冲击。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洋县人民武装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组成洋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县公安局、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5月10日，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洋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工农业生产。全县党、政组织活动停顿。
    1967年5月以后，“造反派”组织因其观点不同而产生分化，进行重新组合，形成对立的“洋县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简称洋总部）和“洋县红色造反者统一联络站”（简称红统站）两派，分别依附于汉中地区“联新”和“矿临统”两大派造反组织。红统站称洋总部为“保皇派”，洋总部称红统站为“打砸抢派”，互相谩骂、攻击，派性斗争不断加剧。7月下旬，江青以“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本县两派由辩论、攻击、对骂，发展到用拳头、砖头、石头、棍棒对打。8月上旬，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后，造反派把矛头直指专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8月30日晚，汉中地区矿临统一批武装人员，在洋县红统站的内应下，砸、抢了洋县县委、县人委之后，抢劫了县人民武装部、县公安局的枪支、弹药，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刘玉秀等12人被毒打致伤。从此，公安、人武部门的武器多次被抢，武斗随之升级。1968年1月，红统站在县城与洋总部武斗后撤往汉中。5月31日，汉中地区矿临统纠合9县本派武斗队1000多人增援洋县红统站，荷枪实弹从城固进入洋县，突破洋总部在湑水河东岸的防线后驰入马畅，双方发生激战，共打死本县13人，致伤90多人，洋总部头头之一王隆经中弹身亡。洋总部放弃城守，紧急向华阳山区撤退。6月1日矿临统和红统站尾随追击，在洋（县）～华（阳）旧公路上的贯岭梁遭洋总部伏击，统派死亡9人，致伤30人，“矿临统”头头孙爱国当场毙命。从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县境内共发生两派武斗70多次，其中枪战10多次，参与武斗者达2000多人（次），有100多人死于非命。剧烈的武斗，使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停业，医院停诊，造成社会混乱，人心惶惶，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1968年7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严令停止武斗。8月中旬，兰州军区空军7200、7362部队奉命进驻洋县，与县人民武装部一起，贯彻两个布告精神，解散武斗组织，清收枪支、弹药，拆除武斗工事，举办“头头学习班”，敦促两派联合，并组织酝酿成立洋县革命委员会事宜。
    1968年9月10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洋县人民武装部关于成立洋县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4日，在县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造反派”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洋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成立洋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此后，县级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区、社、生产大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各级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一打三反，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批孔等政治运动。
    1969年2月，县革委会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抽调1.3万人，组成3128个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144个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运动。原县委、县人委和公、检、法机关，分别被指定驻在县农场、猪场搞运动，至1970年2月结束。运动中，全县有6350名干部（含农村基层干部）被列入审查，占干部总数的26％。其中，原县级机关和法院、检察院就有70多名干部受到批判、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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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