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管理体制
    民国时，本县设社会科兼管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由县建设科分管。1956年9月，设县工业交通科（后改为局）专管。1964年7月，将县属全民工业移交宝鸡专署后，设县手工业管理局管理集体工业。1967年全民工业管理权收回后，因“文革”动乱，行政机构变化无常，管理极为混乱，1970年复设县工业交通局，1980年11月改名县经济委员会。1985年5月，县经济委员会并入县计划委员会后，设县工业局和手工业联合社，负责县属工业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至今。
    建国初期，对私营工业主要采用加工订货、包产包销办法，支持企业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按时完成税收任务。并协助企业改进企业管理体制，建立工会组织，取消封建工头制，逐步推行民主管理和8小时工作制。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本县对公私合营和生产合作社工业，仿效苏联模式，由党委、政府实行直接统管统筹经济管理体制，企业基本无独立经营自主权。
    1961年，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过程中，县委、县人委依照《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对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企业中建立起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并建立和健全起各种规章制度，强调企业要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厉行勤俭节约。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
    “文革”动乱开始后，在党委（党支部）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被“造反派”组织取而代之，一切规章制度被冠以“关、卡、压”罪名统统加以批判，企业在无章可循无政府状态下由广大职工自发地坚持劳动生产岗位，使企业损失得一抑制。
    1975年下半年，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下发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文件，工业战线形势稍有好转。但又以“右倾翻案风”罪名加以批判，使管理再度陷入混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依据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县属工业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工作，恢复国营企业党委（党支部）领导下的企业厂长负责制。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后，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方针指导下，政府机构简政放权，纠正统得过死、行政干预过多的倾向，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实行厂部、车间、班（组）三级管理和两级（厂部、车间）核算制度，在职工中施行奖勤罚懒经济合同制，扭转了部分企业长期亏损局面。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条例》、《厂长工作条例》和《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草案）》施行后，县属工业面貌焕然一新，厂长向工业主管局实行经济承包、车间向厂部经济承包等各种经济承包制，企业出现新局面。连续亏损、濒临停产关闭困境的县农用车辆厂，1984年实行费用包干、任务包干、三七分成的经济包干责任制，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235.4万元，销售收入291.76万元，完成利税4.96万元；县农房构件厂，1984年在企业内部推行单项目标承包制，实行定额计件、考核浮动工资制度，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1%，实现利税3.73万元。
    1987年，全县有17户县办工业厂家向主管局签订经营承包责任合同书，企业层层落实2735万元总产值和178.3万元利润任务，据县办35个企业年底统计，总产值达到4471万元，比上年增长22.1%，产品销售收入6127万元，比上年增长59%，实现利润684万元，比上年增加43.4%。
    1988年初，县人民政府在调查研究、总结对工业企业实行各种经营承包经验基础上，提出企业经营机制改革方案，把企业经营合同承包责任制推向社会，采用公开招标厂长（经理）办法，选贤任能，施行任期3年的经济合同承包责任制，使企业增强了活力，调动了职工积极性，经济效益显著。1988年县办工业总产值达5589万元，比上年增长25%，产品销售收入12771万元，比上年增长11.5%，利税总额达到1487万元，比上年增加14.6%。1989年县办工业产值6773.8万元，比1988年增长21.2%；全年产品销售收入在市场疲软情况下达到9021.5万元，比1988年减少29.5%；利税总额减少为943.1万元，比1988年下降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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