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水古代民间的行业帮会

　　
　　唐代以后，柞水地域由关中人组成的驮运组织叫马帮。清代中叶由湖北人组成的水运组织叫船帮。明末清初，境内木厂逐渐兴起，街镇的商户也日益增多，初时还处于半农半商或半农半工的始发阶段，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由于境内人口增多，市井的逐步扩大和完善，木厂和商户渐渐脱离农耕，从事专业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而出现了各种帮会组织。
　　以木厂为例来说，大木厂主（老板）坐阵在西安、长安、蓝田等城池，在南山柞水地域设管家（俗称二掌柜）组织木材采伐、加工、运输，在霸桥、焦岱、引镇设销售点，从伐木到出售形成一条龙的生产管理系统。这种系统，有行规章法，相约遵守，一般不限制同行业的竞争，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这样结成的行业组织叫木头帮。据传，南山的木头帮人多势众，财力雄厚，往往与官府有染，口大气粗，谁也不敢奈何他们。
　　在城镇商户中，以同乡人为纽带结成松散的帮会组织，为同乡人提供各种可能的便利，努力使同乡人在走向商场的过程中，不仅凭个人的奋斗，而且依恃团体的帮助来把握成功的更大可能性。据调查，凤凰嘴在清末民初，就曾出现过湖北帮、山外帮（关中）和河南帮。而凤凰嘴出现的帮会，比起山阳漫川关还稍逊一筹，漫川关在乾隆年间就有各种帮会，到光绪年间就修建了驮帮会馆、湖北会馆和武昌会馆，成为山阳境内最高大的建筑群。
　　乾隆中叶以后，柞水县域的水旱码头，也出现过船帮，较为有影响的船帮分布在霍家台、石镇船湾、曹家坪桂家湾。这些地方的船帮垄断着装船卸船的业务，其它人是插不上手的。据石镇老辈人讲，现在县气象站脚下的地方叫船湾，木船就停靠在“见古龙潭”的石皮上，即乾佑河与马房子河的交汇处，马房子河口以上船就不能逆水而上了。石嘴子街北头的石皮上凿有拴船的窟窿，只拴渡船，行船是在街南头停泊。船运来的货物由船帮卸下分送商户或购物的农家。运走的货物先集中在船湾的帮会里，再由船工装船运走。柞水地域的船帮还处在初级阶段，不像龙驹寨的船帮那么有气势。龙驹寨原是商州的一处水旱码头，并非县邑（丹凤县），在乾隆时期已形成了瓷器帮、布帛帮、盐帮、船帮等八大帮会。传说，当年其它各帮会都有自己的会馆，唯独船帮没有会馆，每每受人歧视和刁难。船帮五百名会员为了争这口气，议定从每件货物的运费中提取三个铜钱集资筹款，日积月累，终于建成了一座壮观的“船帮会馆”。至今，在丹凤县的丹江岸边矗立着一座工艺精湛、富丽堂煌的宫殿式建筑，当地人称它“平浪宫”，亦称“花庙”。如今，这座古建筑已是丹凤县著名的人文景观，标榜着这个地区悠久灿烂的文化。柞水县域历史上尽管也有各种帮会，为什么没有像龙驹寨、漫川关这类宏伟的会馆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四点：一是柞水县域的集镇起步较晚，远不及漫川关和龙驹寨的历史久远，是由于历史渊源和历史背景的浅薄性和复杂性所致；二是柞水县域的集镇很少有跨省区、跨行业的大商贾，资金积累有限和人气不足所致；三是以凤镇为例来看，商兴于清，到了民国中期才有了较大的商户，但时代已变迁，而错过了建筑会馆的历史机遇；四是柞水移民多系贫民和灾民，在居住的街镇或乡间祈求神灵保佑，一旦站稳脚跟有所积蓄时，就先建庙宇和戏楼，城隍庙对戏楼，娘娘庙对戏楼，东岳庙对戏楼等均在凤镇、红岩寺、石镇、曹家坪有所兴建和遗存；水路的停泊点和码头，则建水师庙或龙王庙；农耕地带的坡角和山梁上建山神庙或火神庙。
　　历史上的农耕时代，柞水县域的集镇和乡间都有各自的帮会组织。这类组织既是移民保持乡土联系的场所，又是客民对外联合行动的需要；既是崇奉神主维系行业的精神支柱，又为帮内会员提供代理事务和慈善服务。历史上，这种帮会组织就成了移民们联乡梓、固乡谊、祀神明、敬祖先、资贫困、助病弱、葬逝者、祭亡灵和互相保护、协同竞争的据点。帮会内部操乡音、叙乡情、演乡戏、食乡味、依乡俗、过乡节，使移民们大有如归乡梓之感，甚至在房屋的建筑上都体现了原籍的风格。
　　到了民国时期，帮会组织受到政府干预和限制，渐渐衰落。其原因，一是各种帮会与“三民主义”有相悖之处；二是民国年间打击“青帮”、“洪帮”时扩大了打击面，使民间的帮会受到株连。新中国建立后，在城镇组建了工商联合会，在农村组建了农会和供销合作社，这些由政府主导形成的半官半民组织，在建国初期有利于调动商户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纵观历史的发展规律，各种民间结社组织在于政府的因势利导，就会成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