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诗歌：孤独中的忧与乐

本报记者 张 妮

近日，影响力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的湖北诗人余秀华的诗集正式出版，她本人当选湖北省钟祥市作协副主席，这无疑刷新了诗歌的存在感。当人们正在品味余秀华的诗作时，另一场以19名工人诗人为主角，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暨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举行。

炼钢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酿酒工人、服装厂女工……他们大多虽已创作诗歌10多年，但还是第一次在聚光灯下，穿着工服，用家乡方言紧张地朗诵自己的诗歌，真情讲述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抒发他们的欢喜与悲伤。

渴望挣脱孤独的世界

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生存着2.69亿农民工，如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工人总数十分庞大。然而，诗评人秦晓宇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代中国工人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佳作和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具直指人心的力量。”

来自苏北乡村的绳子1986年进入江苏徐州一家县级国营酒厂工作，18岁的他成了一名装卸工，之后做过发酵工、蒸馏工，又经历了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衣食无着的窘境，还目睹了一位无路可走的老工人从车间楼顶跳下的惨状。绳子说：“面对严酷的现实和压力，我充满幻想，又很迷茫，希望通过诗歌写作，知道‘我是谁’。”写诗20多年的他表示，自己一直坚持着“不绝望、不悲戚”的生活态度与诗作风格。

“在机器的轰鸣间/黝黑的语言。汗液的语言。铁锈的语言/正如年轻女工无助的眼神或者厂门口工伤的男工/他们疼痛的语言，颤栗的身体的语言/没有得到赔偿的伤残手指的语言”，这是同样有着加班、失业等经历的四川“80后”女工郑小琼的诗句。自2001年南下广东打工开始，她便喜欢在杂志上读与打工者相关的文字，这些或励志或辛酸的故事给她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光亮。2001年起，她开始写诗，并将作品寄给诗友一起探讨，这种交流让她感受到了温暖与鼓励。如今，她已出版了个人诗集。

工人诗歌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诗人个体生活经验的厚实，在于诗歌书写的劳动的意义和劳动者的尊严。矿井机电检修工老井讲述了他一个人第一次在800米地心深处小坐时的孤独，当他悄悄关上头顶那盏微亮的矿灯，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压过来，他鲜活的身躯也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暗淡无声。写诗28年的老井感慨：“几百年后，也许世界上就没有大型煤矿了，这是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必须要写出能够对得起它的作品。”

此外，15年间奔波在祁连山等偏僻之地进行巷道爆破工作的陈年喜，14岁便跟随母亲从四川到深圳制衣厂做工的邬霞，在富士康工作4年不堪工作疲乏与孤独坠楼辞世的“90后”男孩许立志……他们的诗歌中，充斥着“铁”“螺丝”“冰冷”等词汇，架构出一个封闭、机械、缺少温度的空间。他们在诗歌中尽情宣泄内心的孤独、挣扎、柔软、温情，因而写作成了他们打工岁月的精神支柱与希望寄托。同时，诗歌的感性、短平快等特点，也是缺乏创作时间的工人们偏爱这一文体的原因所在。

并非都是灰色的

聆听着工友的诗作，诗评人感动不已，他们感慨诗作背后工友的辛酸境遇，更肯定这些诗作的价值。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唐晓渡说：“从1949年以后的工人诗歌的意象和态度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印记及工人地位的转变。”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工人诗歌大多充满着孤独感与身份认同的危机，如绳子将工厂比作“废墟”，许立志将车间称为“青春的最后一块墓地”，那么，1991年到胜利油田当了8年地质勘探工的马行，其诗作“勘探队啊黑石油，如今的戈壁滩上有多少狼毒花，我就有多少逝去的青春和光阴”传递的接纳感与自豪感则反差明显。

1982年进入鞍钢工作的田力经历了车间墙壁上写着“你是工厂的主人”“发挥主人翁精神”的时代。他说：“那时大家都以身为一名鞍钢人为荣，当年5元人民币的票面就是炼钢工人。”他的诗作“明天天亮我要第一个站在机器前/精力旺盛/等待着工友们的到来”，透露出对工作、工厂、工友的热情。然而，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下岗工人数量增加，田力虽未受波及，但也表示“工人的光环就此逐渐隐退”，工厂与工人身份带来的荣耀仅存在老工人的回忆中。

对此，唐晓渡表示，马行和田力都是国有企业的老工人，与近年来外出务工的新工人有所不同，前者的待遇、生活更有保障，其诗歌里虽然有作为人的卑微、渺小，但承续了对工人身份的认同。

出路在哪儿

“过去30多年，中国工人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创造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逐步被边缘化，他们的声音逐渐消隐，他们的文学作品也被忽视和低估。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选本中，工人诗歌基本是缺席的，在当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也难觅其踪影。”秦晓宇说，他与此次诗会策划者、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已在筹划诗集《工人诗典》的编纂，计划收录50余位当代工人的诗歌，包括此次诗会的部分诗歌。《工人诗典》的编纂也引发了对“工人诗歌出路在哪儿”的热烈讨论。

马行认为，工人诗歌的出路，需要扔掉一个“工”字，直接面对“人”，面对生命与灵魂。

但绳子则反驳说：“工人诗歌有着工人个体的生活经验和群体属性，若去掉工人群体的特点，就缺少了其特有的存在价值。作为工人，尤其是能写点文字的工人，应用工人的语言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这两种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中央民族大学讲师、《新诗评论》编委冷霜进一步阐释，去掉“工”字的目标不是使工人诗歌成为一种题材类型，而是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诗歌，不受诗人身份的制约，只是表达其作为人的生存境遇与所想所思;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工人诗歌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提供的工人具体工作生活经验的类型性，这类诗歌若能强有力地发展，或许终将打造一种新的美学观，否则在现有诗歌评价体系下，工人诗歌很难获得认可。

无论哪种观点，工业本身作为文明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对人们心灵的影响也是变化的，因而，唐晓渡表示，工人诗歌所蕴含的个体经验非常重要，不仅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是对时代的记录。对工人诗人而言，他们以一技之长磨练身心、关注心灵，则不失为一种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