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传教士亲历红军长征 作品比"西行漫记"出版早

传教士亲历红军长征 作品《神灵之手》比《西行漫记》出版还早一年

80年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史诗——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在英国出版。

很少有人知道，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之前，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同样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才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籍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1934年10月他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扣留，随后与这支红军一起走了18个月的长征路。1936年4月，薄复礼在云南境内被红军释放。他用3个月时间口述完成了《神灵之手》，并将文稿送回英国出版。薄复礼用大量细节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关于长征的一个特殊视角。

萧克将军寻找薄复礼

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写作计划来到中国。索尔兹伯里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时任人民解放军科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时，首次听说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薄复礼。萧克说，薄复礼跟着红军走了18个月，“他帮助过我们”。

薄复礼是谁?索尔兹伯里回到美国，开始寻找薄复礼。很快，索尔兹伯里找到了《神灵之手》。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这本书只被当做一个英国传教士中国经历的口述自传，没有什么影响。索尔兹伯里后来在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

在同索尔兹伯里聊起薄复礼之后，萧克也动了寻找这位“长征国际友人”的念头。1984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老朋友。我国外交人员1985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找到了他。薄复礼当时住在英国曼彻斯特，他给我国驻法使馆人员回了信，还委托他们向萧克“转达热忱的问候”。

1986年5月，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薄复礼，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此时候，薄复礼已经92岁了。薄复礼有20多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

从勃沙特到薄复礼

1897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对瑞士夫妇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叫勃沙特。

1907年，10岁的勃沙特聆听了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查尔斯·费尔克拉夫的演讲。他决心以查尔斯先生为榜样，去闯天下，探索未来，“甚至在梦中，我都想着去中国。如果有一辆车开往中国，我会不顾一切地跳上车的。”

20岁时，勃沙特向一个名为“CIM”的教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去中国。“CIM”是基督教宣教组织“中国内地会”的缩写，长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勃沙特的申请很快得到了答复，他被送到伦敦的训练基地，培训了三个月。此后，勃沙特又被留下来进行了2年训练，课程主要是医学。

1922年10月前后，25岁的勃沙特到达了上海。在这里，他在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教书的是一位中国老先生，他给勃沙特起的中文名字是薄复礼。“薄”是取英文名字勃沙特的音首为姓，“复礼”取自《论语》的“克己复礼”。

薄复礼被分配到贵州遵义市传教。在此后十余年间，薄复礼在贵州辗转多地，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1925年贵州大饥荒，也收获了爱情。在贵阳，薄复礼和同来中国传教的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最终二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座教堂。

薄复礼初见红军

1934年的8月，薄复礼和妻子前往黔西安顺参加宗教活动。当年9月末，薄复礼夫妇返回途经旧州，拜访在那里传教的阿诺利斯·海曼夫妇。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妇送他们上路。

10月2日，长征中的红六军团攻占贵州黄平老县城——旧州。加拿大籍英国牧师海曼夫妇被带到红军队伍里。

根据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的描述，他们选择一条小路回家。结果，还没等下山，就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人拦住去路。薄复礼以为自己被强盗绑票了。不过，当看清墙上的标语后，他恍然大悟：他们就是共产党!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这下，薄复礼更摸不着头脑了：“不想抢劫财产，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呢?”

刚开始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7人，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出于对外国人的怀疑，红军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释放。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被红军扣留。

帮助红军翻译地图

在旧州教堂，红军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张外国出版的贵州地图。不过，摊开地图，萧克皱起了眉头：这张地图上面标的地名全是外国文字，完全看不懂。经人提醒，萧克派人把会讲汉语的薄复礼找来。

薄复礼拿着地图一看，认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法语熟练，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薄复礼翻译，萧克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不过两人的交流显然不只翻译地名。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则“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记述了对萧克的第一印象：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

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

新西兰籍的埃米·布劳斯小姐对行军生活尤其吃不消，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戚元德还把丈夫吴德峰(红六军团保卫局长)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

一周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决定无条件地将埃米释放。埃米被释放后，只剩下薄复礼和海曼两名成年男性外国人，跟着红军一路前行。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他跟随红军遭遇的各种突围和游击。在行军中，他无意间见证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木黄会师。

木黄会师之后，红军准备由黔东转战湘西。为了摆脱尾随的敌人，红军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这段路程让两个外国人苦不堪言。戚元德好不容易给他们找了一头骡子。薄复礼和海曼轮换着骑，勉强能跟上红军战士的脚步。

记录不一样的无产者

除了一路上受到的优待以外，令薄复礼最记忆深刻的，是与红军的交往，让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也用他的笔描写了红二、六军团艰苦长征的战士群像。在长征的行进中，薄复礼看到的，是一群极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

光是跟上红军战士前进的脚步，薄复礼就已经疲于奔命。难以置信的是，在极度疲惫的赶路之外，那些平日里默默行军、雕塑一般的战士们，还不放弃任何时间来学习。

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

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薄复礼眼中的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

在云南获释，友善客观描述红军

1935年的11月18日，在湖南桑植，身体极度虚弱的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

1936年春天，薄复礼随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有一天，薄复礼正在晒太阳，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

4月12日，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红六军团司令员萧克、保卫局长吴德峰等坐在桌上，作陪的还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

饭后，吴德峰问薄复礼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要4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10块。

两天以后，薄复礼到了省会昆明，重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伦。至此，薄复礼随红军长征时间达18个月，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近万公里。

3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当年10月，他回到英国，他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这位在红军中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对共产党的描述友善而客观。

1939年，薄复礼再次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直到1951年，薄复礼与妻子被召回国。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