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发展榆林探索 企业遭遇"成长的烦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近年来，我市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作了一些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数量在逐年增加，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日益增强，引领全市能源型经济转型升级向纵深发展。那么，榆林市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得怎么样?发展过程中有哪些难点?混合过程中各方观点如何?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相关调查。

靠资源引领

混合经济成工业经济重要力量

盛夏，走进陕西北元化工集团企业，一排排厂房依次排开，办公区、工业区整洁有序，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场景。这个标准的现代化企业坐落于我市神木县锦界工业园区。

北元的前身是成立于2003年的神府经济开发区北元化工有限公司，由当地10个民营企业家筹资组建而成。当时，随着氯碱行业产能的持续释放，国内氯碱企业竞争不断加剧，像这样技术含量低、规模小、污染高的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为了实现企业做大做强，北元化工有限公司想办法谋求更大发展空间。此时陕煤化集团也开始在陕北地区寻求煤向化工领域转型升级合作伙伴，双方一拍即合，通过重组衍生市场主体，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开创了当地民企联合大型国企合作建设煤、盐化工项目的先河。”该企业党群部部长高小军详细介绍了北元和陕煤化合作的过程，他说：“通过战略合作，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形成被广为称道的‘北元模式’，不仅破解了企业发展中的难题，也探索出一条能够可持续化发展的道路，实现了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合作共赢。”如今，北元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氯碱企业，一跃成为集采盐、发电、聚氯乙烯、水泥建材为一体的大型盐化工企业。据介绍，公司在1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建成了100万吨/年聚氯乙烯循环综合利用项目，可直接转化原盐165万吨、电石165万吨，间接转化原煤600万吨，年实现销售收入120亿元。

在煤炭行业，可以说“北元模式”迈出了榆林国企与民企深度合作的第一步，之后组建的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天元富油模式”则开辟了煤制油全新路线。其实，混合所有制不单指国有与民营的混合，中外合资也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作为我省乃至西北地区煤炭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陕西南梁矿业有限公司是由6家公司组建的股份制企业，各股东单位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形成了独特的中外合资混合发展的“南梁模式”。

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小兵告诉记者，南梁矿业是一家典型的中外合资混合所有制企业，其发展模式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充分发挥了股东间的互补优势，这让南梁矿业从成立之日起，便具备了建设资金有保证、生产资源有依托、运输有保障、销售有市场、管理有经验、地方政府有政策支持等优势;二是形成了一套比较适合中小煤矿的先进管理模式，即契约化管理模式，其核心是只成立项目管理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真正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现在，南梁矿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神府煤田地方采区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经济与社会效益较好的示范企业。

1998年，榆林正式被国务院批准建设国家级能化工基地，一大批央企、省企、外企纷纷进驻我市，而且随着我市非公经济发展不断壮大以及市内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深入推进，各类经济竞相发展、相互融合、加速转型的局面涌现良好势头，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据统计，去年，我市仅规上工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就达55户，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为7.7%;产值为224亿元，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0.2%。“我市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所起作用也日益增强。”市工信局副局长韩智伟说，“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解决了民企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难、管理经验缺乏等困难，也引入了国企资金雄厚、管理规范等优势，实现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联姻’共赢、优势互补。”

目前，我市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央企、省企、市属国有企业与地方民营企业混合为主，尤以省企与地方民营企业混合占较大比，而从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看，有限责任公司是混合所有制的最主要形式。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形成了中外合资的“南梁模式”、国资控股的“北元模式”、国控民营的“东方模式”、民资控股的“奥维乾元模式”等，这些探索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也为其它行业和区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树立了标杆。

认识、改革不到位

遭遇“成长的烦恼”

“奥维乾元化工项目，由府谷县民营企业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一期建设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项目，作为我省第一个‘坑口’尿素项目，也是我省打造的以煤为原料的大型化肥生产基地，该项目已经顺利建成投产，填补了陕北地区尿素生产的空白。”说起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陕西奥维乾元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军世头头是道。

陕西奥维乾元化工有限公司是在我市能源开发的大背景下，由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有限公司(占股70%)、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府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占股20%)、府谷县恒兴煤焦有限公司(占股10%)共同出资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成立以来，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优势，在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取长补短，推动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和合作共赢。”侯军世说，“但在合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融资难、国企决策程序复杂以及人才难留等突出问题，使企业遭遇了‘成长的烦恼’。”这样的“成长的烦恼”并不仅仅局限于陕西奥维乾元化工有限公司一家企业。采访中，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企在管理上存在一些惯用的行政思维，如好加“包袱”，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并存在产权不清晰、政企不分等问题，而民企则受实力限制，过分重视核心利益，忽视人本、社会责任等问题。某些情况下，双方都想多占股份、多发言，也为合作失败埋下了隐患。

陕西基泰集团与陕北矿业集团的合作重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7年，由10个民营企业家组建的陕西基泰集团上马了20万吨煤焦油加氢项目，为了争取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开始与陕北矿业洽谈合作。2010年，双方正式签订合同，约定陕北矿业集团占股43%，陕西基泰占股57%，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行。“合作过程中，双方矛盾凸显，国企的行政干预、程序繁冗、用人机制等各方面与民营企业格格不入，公司的规章制度有时形同虚设。2012年5月，企业无奈进行了重组，由陕北矿业独家经营。”陕西基泰集团总经理李亚光道出了原委，他认为企业重组的根本原因是双方价值理念不同，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榆林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客观上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表现在，混合领域以煤炭及煤化工为主，而且相对集中于榆阳、神木、府谷三县区及榆林高新区。同时，各方由于体制机制、追求目标、经营理念、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且不少混合所有制企业都是由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和非公企业组成的混合体，融合艰难，发展质量不高。

“从市场要素来看，国有企业有着雄厚的资源，民营企业则有着灵活的机制，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二者各自优势，有望扬长避短、形成合力，从而提高业务聚合度，加强客户价值渗透，拓展所在行业的产业链条，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智库、智石经济研究院秘书长朱克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榆林的部分民营企业来说，可以说是最现实的选择，但也并非所有企业的唯一选择。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应该说不取决于其所有制形式，混合所有制当然也不会‘一混就灵’，关键在于有效的公司治理和有力的市场运营，并构建一个激发人才、团队、利益相关者无限活力的生态圈和价值链。”

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也严重制约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抛开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健全、行政化倾向明显等惯有桎梏外，一些国有企业政策限制和体制瓶颈问题突出，民营企业想进去受“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各种隐性壁垒阻挡，严重影响了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解放思想、简政放权

发展多种经济模式

采访中了解到，榆林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国企有时并不情愿民企进来，而民营企业也不完全甘心与国企混合。“说到底，国企有顾虑，民企有担忧，社会上有误解，政府角色又不恰当，大家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存在歧见。”榆林市决咨委委员、体改研究会会长杜成凡认为，一方面，国企顾虑引入非公企业资本过多会弱化自身掌控力，还要多履行社会责任，决策运营又要受到民企制约，自主性不强，同时垄断性国企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没有混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民企担忧与国企混合后会失去话语权，只能被动参与，也担忧国企拿什么与之混合?会不会拿出的只是骨头没有肉?还是借混合的名头抢占资源、“跑马圈地”?

杜成凡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是一大新的突破。当前榆林要展示和培育一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以鲜活的事实来教育和引导企业投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

榆林东沙管委会与陕西基泰集团共同成立的榆林东沙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是混合所有制的又一种表现，这种公私合作模式，也叫PPP模式(中文直译为“公私合伙制”)。2013年12月，榆林东沙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意味着又一种混合所有制模式在榆林拉开了帷幕。

据了解，该公司注册资本金4亿元，全部由陕西基泰集团垫资，合作半年多来，基泰集团已经注入资本1亿多元。东沙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副主任贾晓东表示，他很看好这种模式。他认为PPP模式平等合作，共赢共利，首先是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同时避免了政府部门决策失误和投资的盲目性，最后也拓宽了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激活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开辟了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模式。

在政府部门工作了30多年的贾晓东，深知行政干预的弊端。他说，要成功推行PPP模式，就要以公司法为基础，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且在管理上政府必须放权，减少行政干预。“这次合作，市委、市政府除了规划审批以外，其余的完全封闭运行，这也是我们成功合作的重要原因。”贾晓东最后肯定，“可以说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改革就应该有创新精神，如果这种模式成功，完全可以推广和复制。”

朱克力研究员也同样肯定了PPP模式，他认为PPP模式除了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之外，还将迅速向监狱、医院、学校等公共领域拓展。

目前，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民企自身存在“硬伤”，还有发展环境不够优化等叠加问题严重制约着榆林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那么，下一步榆林混合所有制经济到底如何改革呢?

“首先要以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为突破，根据中省精神，结合榆林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实践，尽早制定和出台我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或决定，形成适应榆林未来转型发展的国资布局。”市政协经济委主任柴自军说：“还要以壮大非公有制经济为依托，切实落实好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特别是要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并实行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

柴自军表示，目前，我市混合所有制企业大多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能源化工产业，建议在进一步优化发展和改造提升能源化工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非能源型产业，并向医疗、教育等行业和领域拓展，逐步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同时，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抓手，进一步搭建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平台，推动榆林混合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

朱克力则表示，榆林作为资源型城市，面临摆脱“矿业旺则城市兴，矿业竭则城市衰”的传统城市发展轨迹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抉择。在当前煤炭产能过剩和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加大产业转型力度、推进城市功能转变，有助于资源型城市走出萎缩周期。而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榆林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契机。从榆林自身的优势来看，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条件和基础应该说比较具备，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国企改制相对滞后的局面。短板在于，我们的地方国企往往大而不强、广而不专，重资产投资而轻商业模式，重资源密集而轻技术含量。这种局面既为引入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预留了较大空间，同时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了一些待解难题，这是榆林改革所需要直面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