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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扶：（著名编剧）

事实上我来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构思，我看完这本书最感兴趣的点就是历史感跟探寻感，如果没有这一点，单纯做一个民国女青年朦朦胧胧的爱情故事就没有意思，而且对于当今市场来说这样的文本会产生非常大的沟通成本，没有人去关心这个东西。我们做电影是为了分享，如果不能分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沟通成本降到最低。我认为对于未来的电影有一个特别现成的线索，只要把赵瑜移开了，把她女儿移过来就对了，她去找她爸、她妈，比较好。

现在有一个口述史，努力在寻找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现场和碎片，因为我们以前所做的不管远期、近期、当代、现代的所有历史都是政治框架底下已经有宏观结论的历史。而在当今做一个有历史纵深感和历史厚度的东西，如果还这么办是没有人买账的。因为事实上整个社会生活十几年二十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国家、老百姓就不消费历史了，他们用什么方法消费历史，这个是我们要去研究的。所以我想找寻在那样一个特别动荡的大年代里，一个16岁的大家女孩子，她经历的历史现场。我们把这个历史找到了就对了，即使结论跟教科书不一样都不要紧。70年来这母女两个人身上流淌过的中国历史的轨迹，给她们留下的是真真事实的印迹。

我看完原著，事实上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女儿，这样一个妈能够活下来，她们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在那样的年代她穿旗袍，戴发带，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妈妈对她造成的伤害肯定是非常大的，这母女俩肯定是一对冤家。妈肯定是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说，女儿也从来没问过。但是在她母亲90岁忽然死了以后，60多岁的女儿忽然傻了，她妈妈死了带走所有的秘密，一个人在60岁的时候忽然开始怀疑自己的生命了，那种虚无，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然后她开始回去寻找她妈妈。

现在做一部电影不容易，既然它是个电影，还是应该把它归类到电影里面去认真研究市场，想我们如何去赚到票房，即使哲学和美学上很艺术，文学和工艺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曹小晶：（西北大学文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改成电影我有三个思路。一个是最安全最四平八稳的，就是拍成纪实类型的纪录片。它确实有史料的性质，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黛莉去世了，这个就缺乏了生动性，如果拍纪录片黛莉在是最好的。纪录片即便说可观赏性有限，但是作为史料价值非常好。

第二个思路，不要历史的纵深感，就谈母女命运的对抗。民国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可以把这个背景淡化一点，就是两个隔代女人的碰撞，我选丈夫是选有钱的，还是综合平衡的比较好？她有可能傍上一个官，但这个女人就不是选宝马车的那种，她选的是巴金，而且巴金跟她根本就不见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精神往来，所以这个很有戏。这就是女性命运隔代之间的一个碰撞，就是一个商业类型片，也会是一个很好看的小成本片。

第三个思路就费劲一点，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做成一个有价值的大片，需要准备的时间、资金、人力都很多。刚刚演过《归来》，还有一部更好的影片叫《一江春水向东流》都可以借鉴。我觉得要拍成一个大片，绝对离不开时代背景，也一定离不开男人，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她和几个男人之间的情谊和感情，红色的政治，独立的人格等等。时代的气息一进来，看着是讲女人和男人的故事，其实讲的是时代的故事。内涵会很多，人物的分量也会重起来，另外她跟不同男人的关系也是一种文化。主要是探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即便是这样一个女性，她在时代沧桑变迁之中还有自己的精神坚守，会是很大的一个题材。

夏坚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西安市碑林区作协主席）

接到西影厂这个任务以后，我就帮编剧在构思，我觉得这是一个侦破小说，很好看。就是从收藏家被杀以后，凶手是谁？这个信并没有被赵瑜拿走，只是被公安拿走了，公安作为学武的人开始破文化案子，来寻找一个一个真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最后凶手是赵建他爸，上海人，姓张的，然后赵建一直在寻找他爸，最后在监狱里见到他爸，他第一面就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这个莫名其妙的收藏人，他爸就说为了你！巴金是我的情敌，他是我的精神情敌，他占领了你妈的心，使你妈不能跟我很好的生活。

女人在生活里一定要有个精神支柱、生活伴侣，还有三四个比较好的朋友，在你的长河中间就是这样，而且女人尤其有知识的女性，特别需要什么呢？一个高官，一个有名的名人在欣赏你，证明你与众不同，这是每个女人的心理。接着他就问，杀了这个人对巴金有什么意思呢？他爸回答，起码他不会把这个材料流传到社会上，起码不会和你妈有关系，你是我的骨肉，最后还莫名成了你妈跟别人的，乱七八糟的事，家丑外扬。等等……我觉得可以改编成一个侦探题材的电影。

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这个题材要改编电影，有很大的不可改编性，但是也有很大的可改编性。不可改编性就是指原著的文学性和学术性，书中赵瑜的一些个人感受，或者他对巴金研究的这些东西是完全不能用的。而巴金这个离我们很近的历史人物，也是不可虚构的，在电影里面只能把他作为一个叙事的支点或者符号，但不能跟巴金没有关系，如果巴金不是一个作家，赵瑜不可能对他有兴趣，那7封信也不可能有价值。

其实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悬疑故事，是电影最擅长的东西。另外黛莉这一条线故事性非常强，这里面有很多职业编剧找都找不来、编都编不来的精彩情节。具体说到这个戏要怎么做？我认为可以走纪实电影的风格，一部真正好的纪录片会很抢手很有市场。就按照赵瑜这个小说的原貌去添加或删节，再做一些改编。原著本身就有悬疑，有故事，什么都是现成，按照电影的要求改造一遍就可以了。

另外，在文学作品改电影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尊重原著，也要尊重媒介。文学原著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而这两个性主要是靠语言完成，电影根本就没有办法借鉴和继承。而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它肯定要有一定的娱乐元素，要有故事性。这两个方面是天然的矛盾，要做到既尊重原著，又尊重媒介很难，所以我们只能找其中交叉的部分，适当加以虚构。

假如要拍成一个纪录电影，我有几个建议。第一，叙事风格。赵瑜这个作品是个报告文学，电影出来可能完全是散文化的，带有怀旧感和追忆历史的风格。第二，故事的叙述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黛莉，另一条是赵瑜，我认为两条线交叉的话可能会吸引不同的观众，而且会打破整个沉闷枯燥的状态，当然这个要做得巧，要做不巧，就是两张皮了。第三，跟今天的对接问题。把赵黛莉的女儿作为一个叙事支点很容易对接，但是这样的话，一是跟原著偏离的幅度很大，二是会把和巴金的关联失去，而如果不这样的话，黛莉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年轻人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追梦的过程，如果黛莉在旧式家庭里面老老实实过的话会非常幸福，可是她有梦想！这个梦想能不能跟今天这代人追逐的梦想相通，能不能启迪大家怎么去追梦？这点很重要。任何历史叙事都应该和当下有关才对，我们现在的人关心的就是当下。

张阿利：（西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教授）

我觉得赵瑜的创作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而且他的思考也有些新的东西。第一，我想谈一下对原著的认识。我对原著最强烈的感觉是历史感，它在搜寻当代人通过一个文物，通过7封来信回溯历史、探索历史的现实的做法。从一个女孩16、17岁，一直到她最后，让我们穿越了纵深的历史。另外，原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找寻，其实我们今天拍这个电影也可能还是在找寻当年的理想、人生的选择道路。我觉得原著提供给我们的一种氛围、一种思想、一种信息，这里面提供给编剧去改编的东西真的太少了，冲突、命运、人物的发展等等很多东西很难具备，希望编剧能在尊重原著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再创造力，体现出那种历史感和找寻感。这个报告文学以对历史的追寻和思考，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尤其是把一个人物和一个社会对于时代、对于家国命运重构的关注放在里面，激起了许多人集体性的回忆，它不是个人的事件，是一个时代的事件。

第二，我想谈一下关于改编的问题。我倒是倾向于不要过多地开研讨会，因为已经有编剧坐到这里了，就应当充分信任编剧，让编剧在她的空间和认知中，形成氛围上的对接。另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段的选择，是整个拉通选择，还是倾向于一段的选择？估计从一开始写信回信到最后建国前后那部分是一个完整命运的选择，包括婚姻的选择，也可能这一段是一个比较精彩的故事，是人生反思的故事。一个想出围城的人回来又进了城，一个想独立、追求自由的女性，受巴金的影响，但实际上又不是这样一回事。作者最后对黛莉这个人物细节的描写不是很充分，编剧需要重新去挖掘。我觉得在人物上、命运上，在这位女性的自身成长上，她的梦想，她希望走出家庭，最后却又落入一个传统的大家庭，这样很悖论的东西，真是太有意思了。虽然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是黛莉的这种精神和追求是穿越的，跟当下是一脉相承的，这会让我们今人有感慨，重新认知历史。

第三，我想说一下这个项目。黛莉的身份是文学青年，讲的又是一个她的爱情和家庭的故事，片子出来会不会过于文艺性？我觉得这部文艺片和目前市场上的商业娱乐片是有差异的，它应该是带散文式的、文学性的。我相信这部片子出来以后会成为西影这几年很艺术性的一部代表作品。另外，我觉得可以考虑拍一个电视纪录片，纪录片的成活率也是很现实的，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做它。

邢小利：（省作协《小说评论》副主编）

《寻找巴金的黛莉》是一部非常好的纪实文学作品，我读这个报告文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要改编成电影其实很难。赵瑜在这部作品里面主要是说巴金，巴金当时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而这个赵梅生（赵黛莉），当时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非常大。赵瑜要探讨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知名作家和一个文学青年之间的思想精神沟通，但那个思想跟我们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一些主题、思想是相抵触的。我认为赵瑜写这部作品，巴金和黛莉是其中的一个由头，但不是唯一的重点，赵瑜通过巴金和黛莉的7封信，作为情节线来表达他自己对于历史的一些反思，对历史细节的打捞，对现实生活很多细节的展示，以及表达许多历史和现实，而这样的东西做成电影的确很难。

如果真要改编成电影，我认为可以有两种风格，一是赵瑜，而不是赵建寻找他母亲。这就是拍成纪事性风格的一个电影，把黛莉和巴金的7封信作为一个由头穿插进去。另外，也可以穿插一个主题，赵瑜他理解的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我们可以不要了，我们可以要一种又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的思想。二是完全纪实地充满了偶然性、碎片性。一种主题就是赵黛莉逃离家庭，追寻有价值有意义的光明人生。另一种主题就是我们在后来这个故事片里头完全只要赵黛莉，不要作家赵瑜。只写这样一个母亲，这样的人怎么离开这个家庭，逃离这个家庭，然后在壶口那个地方，不同的女性很偶然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走上不一样的人生。

电影我认为主要就是上面说的这两个方向，一是做成纪实片，做成一个充满悬念，很偶然的，不确定性的纪实风格的电影，是完全生活化的。二是完全虚构，把黛莉后面那段生活截取出来，其他的都不要，重新以赵黛莉的人生主题探讨，做一个文艺片、故事片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在上海解放的时候，赵黛莉当时就在上海迎接解放军入城，巴金也在，但是互相都不认识，这样一个带有思想性的主题，需要编剧重新巧妙地构思。

牛鸿英：（陕师大广播影视系主任、副教授）

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在史料上下工夫特别多，这个报告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巧妙的艺术文本，它把一些东西割裂开来穿插在结构里面。但是如果从电影的角度讲，不能是那种翻译式的，我们可以做成很多类型，里面有一些点都是会有市场，有故事性、戏剧性元素的点，包括爱情，包括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人的命运，包括人性的某一些变化，就看我们怎么去抓。从我自己的角度讲，以女性命运为核心的一个故事，它是不应该拘泥于这个时代背景的，我们在当时中国非常复杂大变动的这样一个情景下去关注一个女性命运的时候，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她和当代价值进行对接问题。我觉得观众的视角如果从女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值得参照的视角。黛莉毕竟是一个主角，但是围绕她一定要有若干个对自己在这种不同的社会困境、情感困境，还有父母各种社会矛盾当中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女性来做一个系列的映衬，这里面会有主观性的选择，也会有偶然性的选择。围绕人物故事一定要展开包括命运的思考，包括传统的、家族的父母的管教，包括她对爱情自然的懵懂的想法，这些可能都是异化女性外在的可能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方向我们可以说是她应该选择的最正确的道路。

任何一个故事都会有弹性，当然这个前提一定是这个故事要非常好看，所以我觉得她年轻时候选择的困惑、坚守、游离，整个矛盾当中的困苦，虽然能够激励我们，但未必就是一个价值值得的选择，我们可以把她当做一面镜子，让自己去反思现实人生。这里面包括有很多元素，像他们家族富有的背景，她在爱情选择当中不做二房的选择，很多具体的故事情节都可以和当下女性的生存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其实是建立在观众看电影时内心产生的反射。而且通过非常好看的，以黛莉为主的几个女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里面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困境，最后产生不同的人生。其实只要这个故事好看，给大家不是一个既定的选择，或者一个所谓正能量的方向，而是让大家更加跳脱出来去看人生某一种真相和若干种可能性，就都是有价值的。

朱晓彧：（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从女性心理上讲，女人对文学本身有一点兴趣，她很可能因文字对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黛莉也会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后，不光喜欢巴金的作品，她可能多少也会有一点点对这个人有一定的好感，甚至可能16、17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情感的小懵懂。如果截取前面的一段，明朗的非常美好的那么一部分会很好。那个年代的女性非常有教养，而这种形象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应该是有共鸣的。把它变成青春文艺片，穿插爱情故事，有黛莉对巴金浓浓的情感。

刘志彬：（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

各位专家都有谈到，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尤其是讲述7封信这么一个很碎片式的报告文学，我们如何把它展现成好看、可看性很强的、故事性很强的一部电影，这本身具有挑战性，对制作单位、对编剧都是挑战。在此我谈几点我的思考。

第一，首先要尊重原著，不完全拘泥于原著，甚至跳出原著来构思东西。第二，大胆探索、大胆想象。给我们留有空间就是让我们来想象的，在我们创作后期和加工制作上，整个构思构架上都可以进行大胆的探索。第三，这个报告文学本身就是碎片性的，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来支撑，我们要做到小中见大，大中做小，本身是小人物小事件小故事，是否可以转换视角来展现大时代、大背景、大故事。第四，坚持以人为本，以情制胜，关照历史，引发情感共鸣。报告文学本身一些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充分吸收，同时要避免一些负面灰色的元素。第五，赵书记在通信当中已经提到了它的积极意义，如何站在今天的视角下去关注整合《寻找巴金的黛莉》所展现的故事背景？是我们需要积极思考的。这个作品一定要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起来，最重要一定要赋予时代感，体现正能量。

张峥嵘：（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视剧管理处处长）

这个书我看第一遍的时候觉得挺吸引人的就是寻找黛莉的过程，包括怎么样跟古董商讨价还价，很出彩。所以赵瑜在书中重点写了这些，也在书中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这个电影要完成寻找黛莉以后，还要做些什么，既然把黛莉找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正如作者所说：“他们的命运和历史就不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挖掘吗？”怎么去挖掘他的命运和历史，这是电影要改编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注重于对人物命运的挖掘，当然这个很有难度，同时也给我们编剧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创作空间。原著后半部分写人物的命运是概括式的，没有太多细节，只是交代了故事的线索和脉络，其实里面有很多精彩之处，寻找过程中有很多亮点，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创作空间，我们去挖掘这个人物，包括整个家族的变迁，都可以放到故事里面去。另外，怎么表现这个人物，各位专家谈了很多观点，我觉得表达得非常好，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感受，一个是重点写这个人物的命运，再一个是要放在时代背景上写。我们不一定是纪实性地写黛莉，但可以把共同的、知识性的女性形象归纳一下，然后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

张宏：（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寻找巴金的黛莉》是赵书记在2013年11月19日来西影调研时提到的一个素材，并且指出是否能把它做成一部现代版的《青春之歌》。为此赵书记还专门跟赵瑜通了好几封信，作为一个省委书记这么爱好文学、这么爱好电影，在全国都传为佳话。西影集团非常重视这个素材，反复寻找哪些编剧、导演比较合适。《寻找巴金的黛莉》主要写的是赵瑜寻找黛莉，而黛莉怎么寻找革命涉及得比较少，所以这个书改编成电影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最后我们找到了王力扶老师，王力扶是全国最著名的编剧之一，获得过编剧大奖。今天为了进一步丰富编剧的创作思路，也为了给西部电影集团在拍摄中更进一步打开思路，特邀请各位老师、专家来进行座谈。我们一起努力，保证这部电影今年能够开机。

孙毅安：（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改编电影版《寻找巴金的黛莉》筹备了很久，也让陕西文艺界很兴奋。这个报告文学非常好，但是把它改编成一个电影缺少很重要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题材，戏剧冲突是每部电影必须要具备的。我们怎么样把它做成一个很好的电影？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反映鲜明的时代特征，能成为有西影独特风格，有质感、有诚意的一部电影。因为写的是一位女性，所以也希望有适合这一类特质的人物出现来更好地表达女性独特的感情和观点。我们特地邀请到了著名女编剧王力扶老师来改编，接下来也会积极邀请著名女导演薛晓璐来拍摄。

编辑:秦人
关键词：电影 西影集团 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