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份提案到国家公祭日的诞生

原标题：从一份提案到国家公祭日的诞生

苏建轩

2014年12月13日，冬日的阳光洒满金陵古城。上午10时01分，车船鸣笛，行人停驻，时空似乎已经定格在那一刻。

这一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及各丛葬地，我们以国家公祭的名义，借助庄严的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和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彰显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捍卫历史、捍卫和平的信念和决心。

这一天，是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最初源于一份提案。

一份提案：589字，49人联名

国家公祭日的首倡者是全国政协原常委、民建江苏省委原主委赵龙。在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赵龙草拟了一份提案，建议把每年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并由国家领导人参与公祭活动。这份提案全文手写，正文仅589字，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民建界别49位委员全部在提案上签名，共有5页纸的提案，委员签名就占去了2页。

后来，赵龙回忆说，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相关建议比较多，而将纪念活动提上国家公祭的高度，他的提案是“独一份”。

而这“独一份”的提案，又源自赵龙的一次参观。2004年，赵龙带着孩子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除了沉痛和悲愤，赵龙还倍感困惑和震惊——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三大惨案之一，另两处惨案发生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均为国家级纪念馆，并已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仅仅是地方性纪念馆，每年也只有地方层面的悼念活动，这完全不能匹配它的实际意义和国际影响力。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南京之悼，国人之悼;南京之痛，民族之痛。”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龙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在2005年全国两会上提出了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提案。自此，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呼声从未间断，直到9年后，这一建议终于成为现实。

9年力争，终于盼来国家公祭

在2005年下半年，赵龙收到相关部门的回复，大意是条件还不成熟。这意味着，他的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不大。“尽管当时没被采纳，我也没有气馁。我觉得毕竟要有人来提这个事情。”赵龙相信，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顺乎民意、合乎世界潮流的。

此后的9年里，赵龙的努力一直未曾停歇。2012年，赵龙再次提交了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提案。同年，全国人大代表、时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也建议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这一次，因为条件还不具备，建议也没有实现。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邹建平列席了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据他回忆，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进入小组讨论程序后，“所有人一致同意，没有人有任何疑虑。”对于现场如此一致的表态，邹建平并不意外：“这是可想而知的，谁会不支持这样的决定?”

决定通过当天，赵龙接到9年前联名提案的委员之一、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打来的电话，得知当年的建议已被采纳。他倍感欣慰，说：“这是对当初30万无辜死难者的最大告慰，也是对侵华日军屠刀下千千万万死难者最大的告慰。”

首倡者：我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正确的事

赵龙指出，日本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针对全人类的，不仅应受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也应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他表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或者是大历史的背景来看问题，造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对死难者的纪念规格一直没有提升到国家层面。

“我认为我的提案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看法。”赵龙说，“公祭日的设立让我们反思应该怎么去理解历史事件，怎么去纪念历史事件、弘扬爱国精神。”

2014年12月9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特别贡献”奖章颁发给了赵龙等11人，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在目前获得此项荣誉的44人中，还包括写作《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勇于反省历史、崇尚正义的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等国际知名人士。

赵龙说：“我觉得我做了该做的事情，这是政协委员的政治责任;同时，我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情，这件事越久越能体现价值，历久弥坚。”

链接：国外部分公祭日

联合国 将每年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美 国 将每年的12月7日定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以强调勿忘国耻，纪念死伤将士。

俄罗斯 苏联将德国投降次日5月9日定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俄罗斯独立之后保留了这个节日，并改称为胜利节。

新加坡 将每年2月15日定为“全面防卫日”，以纪念日占期间死难的同胞。

波兰和德国 均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日(1月27日)定为纳粹屠杀受害者纪念日。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