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县人民生活（2）

    物质生活消费
    建国前，人民收入不高，物质生活消费自然很低，处在难求温饱的地步。不少人家三代同室、和衣而睡，一件衣物，数代相传。有的甚至连食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都买不起，只好扫卤土熬盐，用火链硫磺取火。城镇贫民，大多几辈租房串檐，把穿洋布、吃豆腐当作奢华。清朝末年，一位在本县任职的教谕曾用对联描述自己的生活境遇，写道：
    纵口福之欲打豆腐二斤连筐
    发雷霆之怒瞅门子两眼隔窗
    当然这位老爷是在发泄心中的愤懑，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旧时连下级官员的生活水平尚且如此，一般百姓便可想而知。
    建国后，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不仅衣食住行发生变化，而且家庭设置及日常用品也跟着增加。50年代至60年代，一般家庭追求室内摆设满，被褥全，另有暖壶、手电、洋瓷碗；出门有新衣，品纸烟，赶集上会有现钱。70年代后要求越来越高，讲究“一听、二看、三登、四转”以及好烟好酒、毛呢地毯。目前，“听”已由收音机发展为收录两用机；“看”也由手表、闹钟进化成电视机、自鸣钟；“登”，先是自行车，后指摩托车；“转”，开始缝纫机，现在电风扇或洗衣机，而且越是高档、名牌产品，越是供不应求，出现消费过热的势头。据商业部门统计，1966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763.3万元，1976年上升为1209万元，1986年增至5058万元，比1966年增长5.3倍以上，比1976年增长3.2倍，其中生活消费品零售总额4457万元，比1985年也增长22.55％。
    精神、文化生活消费
    过去，本县一般群众除逢年过节买香、纸求神祈福进行精神麻醉外，从无“非分之想”，直到建国前夕，也几乎没有什么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建国以后，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逐渐强烈。特别是进入80年代，群众用于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多，而且项目也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农村普通家庭计有子女上学费、卫生医药费和技术培训费等3项；城市及富裕之家除此另有书报费、洗理费、影剧费，近年来不少家庭还新增旅游费、交际费。从家庭支出抽样调查情况看，一个农民家庭的精神、文化生活消费支出是衣着支出的13.1％。职工、城镇居民精神文化消费较高，约占全部日常生活消费的25％左右。

    旧社会人民的经济收入本来很低，加之苛捐杂税和天灾人祸的侵袭，一年所得无几。尽管平时节衣缩食，但大部分家庭债台高筑，数代相传也难还清。太和寨乡张家沟村张世寅一家4口，父子3个，1人在家租种，2人出门揽工，每年还须借钱借粮才能勉强度日。结果旧债未清新帐又欠，本利相滚，越欠越多。除将2孔石窑、10垧山地典押债主外，至1934年该村解放时还欠老帐350块大洋。
    本县解放到人民公社化初，人民经济收入的增长高于生活消费增长的速度，城乡群众收支普遍有所结余（农民主要是粮食）。1966年至1975年，因“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结余下降。70年代末以来，由于城乡实行“开放”、“搞活”的经济政策，人民收入成倍增加，所以，虽然生活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全县群众的生活结余仍不断增多。据县统计局资料记载：1950年以前全县尚无群众储蓄存款；1951年仅有10000元；1959年增到161.9万元，其中农村储蓄115万元；1969年下降至64.1万元，其中农村储蓄30.7万元；1979年上升为402.1万元，其中农村储蓄221.3万元。截至1986年底，全县城镇储蓄存款达1013万元，农村信用存款519万元，比1979年又增长1倍还多。至于粮食，1年所产足够2～3年食用，家庭出售余粮，数量一年比一年多。

上一页
[1] [2]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