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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5 23:25:41 来源：三秦游综合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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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禁烟
户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宜于鸦片的种植，清末已是鸦片的重点产区，最多时每年达六、七万亩。这时，鸦片已成为农村经济和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种鸦片的田赋称为“烟银”，运销鸦片的税收称为“罚款”，沿路的关卡还要上厘金（地方税）。同时吸食者较为普遍，商店、旅店、饭馆和一般中等家庭都备有烟具，吸食鸦片已成为探亲访友，社交往来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官僚士绅吸食，就连一般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差官衙役和乞丐中，也有不少人染上这种恶习。吸食成瘾后，健康受损，懒惰成性，进而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当时的户县城乡内外，到处是“烟鬼”（群众骂称吸食鸦片者）和“烟坊”（熬制、销售鸦片处）。
民国二年(1913)四月，陕西兵马大都督张云山来户县禁烟，对吸食和种植者严惩不贷。他到户县第二天，即杀死城郊南宅范连娃，将人头高挂县衙门前。各乡闻讯，连夜将烟苗全部铲毁。但由于军阀混战，各自为政，民国十年前后，反而大量种植。同时，户县县城和秦渡镇的银钱业因币制变革，二十多户全部停业，纷纷转入鸦片经营，代客买卖鸦片，俗称“土行”、“土店”。春夏之交，新烟上市，山西省西南部、河南省西部和关中渭北各县鸦片商来户县收购，除土行外，仅露天市场的“土桌子”（鸦片经纪人）就达二、三百张，客商云集，市面呈现出虚假繁荣。农民为了抢烟价，抓现金，同时也为了自己吸食方便，宁愿承受繁重的豇烟银款”，不断地扩种鸦片，甚至有租别人地来抢种一料的。当时涝河两岸，到处烟苗连片。
民国十五年(1926)，贪官污吏借禁烟为名，敲诈勒索，已成风气。户县县长孙国镇私下规定交银币5元，下烟苗一亩（免征税赋烟银），一次就下烟苗一千多亩，贪污近万元，连同富户捐共贪污约十万元，后被押解到西安处决。
烟苗一下种，政府即将烟银款数字下达给烟农，立即催征，名曰：“指烟借款”，每亩10、20元不等，日夜鞭打绳拴，逼得烟农借高利贷，忍受重利盘剥，缴纳“指烟借款”。鸦片收获时，烟商、官商压价收购，造成烟农越种越多，越多越穷。省政府还规定烟款能按时征收者，可给地方（县）留成（作为奖金）。民国二十年(1931)户县县长强云程催征烟款有功，如数交齐，一次即给户县烟款留成1万银元。
民国二十四年(1935)，鸦片在户县禁种，已种出苗者一律铲毁。在销售方面，成立官烟局，统一熬制烟膏，在各乡镇设点专卖，其他城乡内扑私人开设的烟行、烟馆全部勒令停业。官烟局熬制时掺杂掺假，销售时以多报少，弊端百出。接着登记烟灯（商店、旅店）和烟民，成立戒烟所，将吸食者集中在一起，限期将瘾戒除，但也可行贿说情，冒名顶替，或在戒烟所挂一空名，而本人照常在家中吸食。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烟价昂贵，又苦于苛酷的“禁政”，吸食者较前确有减少，然鸦片的黑市交易仍未中断。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贾小侯任户县农会主任兼管禁烟禁毒，对穷人触犯“禁政”者，残酷镇压，曾杀死几名吸食者和贩卖者，而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较前更甚，甚至有栽脏陷害无辜情事。鸦片对户县人民的毒害既深且广，解放后才被彻底禁绝。
第二节 剪辫
清制男子留长发，结辫于脑后，辛亥革命时视为陋习，严令剪除。
民国二年(1913），张云山禁烟来户时，把城郊南关留辫民众四、五十人，拘至木家庄景家坟内，声称不剪辫子就是留恋满清，未及用刑，被拘者已惊慌万状，自行剪掉辫子始获释放。后四乡闻讯，不少人剪了辫子，未剪的也提心吊胆，出门时将辫子盘于顶上，用帽子遮盖。民国七年(1918)，镇嵩军驻县时，在城门口查剪多次。到十六年(1927)下半年，冯玉祥部驻陕，特颁“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不论男女都要上学”等十六字布告，并印发“剪辫歌”广为宣传。随之又在城门口查验剪除，自此十之八九皆已剪掉。所剩年老思想守旧者，也都将辫子剪去大半，改留“短刷刷”。
第三节 放足
旧时女子缠足，贻害无穷。八、九岁开始，就由母亲给缠脚，到出嫁时，缠得好的脚仅有三几寸长。其痛苦凄惨之状，目不忍睹，但因积习已久，俗以为美，甚至认为不缠足就找不到婆家，故一时很难革除。
文义村张子甲，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就曾大声疾呼，宣传放足。县北十月会上（古历十月十五日），他手拿铜铃，召集男女，宣讲放足。其时风气闭塞，往往遭到恶言相侵，甚至有背后骂其祖先者，但他仍坚持行之于家，遍及全村。
辛亥革命后，风气渐开。倡导放足虽无明显阻力，但由于封建恶习太深，男子主外，女子主内的风气犹存，闺女一般不与外界接触，故改革缓慢，收效甚微。
民国十二年(1923)后，县天足会成立，张子甲、刘东堂任会长，聘设委员数人，其中有两名女委员，致力于放足之事。他们不仅口头讲演，四处宣传，且巡视各村，入室查放。见缠足妇女，无论老幼，强迫解掉裹足布带，放入车后大竹笼内，以壮影响。两年后，大见成效，幼小者不再缠足了，青壮年亦相继放足，故这时很多妇女的脚，既非天足，又非小脚，俗戏称为“改组牌脚”。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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