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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5 13:16:12 来源：三秦游网综合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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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志》记载：“由于周至是京畿重要的县份，”“元和元年（806）四月，”“朝廷选派白居易……出任周至县尉，”“次年……十一月五日离任回京，”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又称醉吟先生。原籍太原，祖上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出身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并在那里生活到十一二岁。因战乱频仍，他自青少年起就被迫离家远游，避难越中（浙江），后又南北奔走，备受流离之苦。16岁流落长安时，其“野火烧不尽”的诗文，就已被京城顾况诸文学名士赏识，显露出卓越的诗才。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中进士。次二年，应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官。公元806年，在由皇帝主持选拔人才的特科考试中，他所作的“策目七十五门”因锋芒太露不为朝廷取悦；及在四月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中入四等，但出言大直，不得为朝官，而补任周至县尉。之后几次被召，官授翰林学士、左拾遗（谏官）等。公元815年因上书言事，被当政者所恶，贬为江州司马。后历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等，官终刑部尚书。
不寻常的县尉生活
白居易为周至县历代最负盛名的一任县尉，千余年来志书记述和人民对他的传颂，犹如当地人民心灵升腾的一盏永不泯灭的明灯。他在周至县短暂的政治经历虽鲜为人知，但留存下的诗篇，却成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白居易的珍贵资料。
白居易晚年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中说：“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白居易在周至期间，勤于写作，于从政之余，创作了不少诗歌，这些诗歌几乎成了他周至足迹的一个记录。他“所感，所得……所经”的县尉生涯，多半表现于其文学作品中。当我们读完他作品中的“一事一物”，也仿佛读了一部白居易于周至县尉期间的心灵历程史诗。
补任周至县尉，这是他做官后首次政治打击，在他的诗歌中是不难看出的。如《周至县北楼望山》诗中，县尉道出心中的哀伤：“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辜负平生眼，今朝始见山。”在《寄题周至厅前双松》中，白居易又为自己发出这样的悲叹：“忆昨为吏日，折腰多苦辛……悔从白云里，移尔落嚣尘！”
白居易任县尉伊始创作的这些诗歌，语言质朴，直抒胸臆，将自己被贬官的凄楚和郁郁不平倾注于笔端，表露得十分逼真贴切，充分再现出白居易的才华及刚直不阿，心底坦荡，“诗言志”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唐朝统治机构中，“县尉”为最低层小官。作其职即要对上级官吏奔走逢迎，又要对属下黎民施以压迫掠夺。尽管封建社会中读书人的出路是为取得功名利禄，但对白居易这样有远大政治抱负，且具深厚而广博文化修养的人，被贬为县尉，显然是他所不乐为，却又无奈何于不为的。
《周至县志》记述：“自古道天下衙门朝南开，官官相沿。白居易到任，令差役在北墙另开新门，两边各栽松树，连挂在衙外的堂鼓，也移往他的卧室窗前。”白居易并未停留于这些外在形象的修饰，而更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他在社会实践中，将施政与情感紧紧地揉和在一起，在周至这块土地上写出人生的新篇章，形成自己的政治及文学新坐标。之后的长时间，白居易以自己的思想品德和言行，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他的新衙门还被人们称颂叫做“双松署。”白居易任县尉期间常为老百姓办实事，这在周至历代志书及白居易诗作中亦不难看出。白居易为官不尚空谈，不仅思想贴近人民，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体察民情、了解民心。农忙季节，他还躬耕于野，和百姓一起吃住，分享生活的甘甜苦乐，与下层人民建立了朴实真挚的友情。其周至诗作《县西郊秋寄赠马造》、《醉中归周至》、《县南花下醉留刘五》、《宿杨家》、《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等，至今仍力透纸背，字里行间无不显露着白居易“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及“以民为天”的感人生活轨迹。诗作中的“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就是他任县尉期间俭朴生活的写照。
白居易清正廉洁的凛然正气，《周至县志》中亦有记述。如城南李财主与城西赵乡绅为讹田官司，互托衙役以送西瓜、鲤鱼为名，内装银子贿赂县尉，而在过堂时却皆被白居易判为“买衙贿官”罪。白居易周至《官舍小亭闲望》诗中的“人心各自在，我是良在兹。回谢争名客，甘从君所嗤”，正是描绘了自己为官拒贿方面的自在心态。
白居易追求真理，善于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剖析社会现象。他在周至的一些诗作，以唯物论的观点对愚弄禁锢人民的迷信思想，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如《黑潭龙》诗：“黑潭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常醉饱。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白居易在遭贬失意的县尉生涯及孤寂的个人生活中，以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求实精神统领自己，力顶逆境勤奋作为，为人民倾注心血。他的建树及难能的品德风范，是留给周至人深沉的思念。
诗人的周至诗作
白居易无奈于投身县尉，却为他带来不寻常的收获。他在周至县的一批诗作，极具神彩，其扛鼎的长篇代表作《长恨歌》，使他从这块土地上登堂入室，成为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而这些文学作品，亦成为人们认识白居易和当时社会，及他的诗歌演进的一扇重要窗口。
白居易出任周至县尉一年半多的时间，感到“归家（下邽）不自适，无计慰心神”（《寄题周至厅前双松》），而无奈于为的官职，又使他“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种春”（《戏题新栽蔷薇》）。在县尉任期内，他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开扩了视野，亲眼看到了唐统治集团在地方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进一步了解到下层人民的疾苦，听到了人民的强烈呼声。这对丰富他的诗歌创作源泉，推动他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实现“为民请命”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社会题材和机遇。
白居易在周至创作了很多诗歌，但由于千余年历史的散失，现存仅30余篇。这些作品普遍带有县尉、诗作家融于一体的气质和风格。白居易的周至诗作，正像他说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那样，事理明了，文笔轻松自然，文字既不艰涩，又无花哨和造作之嫌，以平易通俗妇孺皆能吟诵著称。
白居易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及杂律诗四大类。其价值最高、他自己也最重视的是讽喻诗。
白居易的讽喻诗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伤民病痛，指斥时弊，主题专一明确，对比鲜明强烈，不一味“嘲风雪，弄花草”。其诗取材广泛，但思想内容多从“惟歌生民病”出发，反映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与悲惨遭遇，从而揭示出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的残酷性和虚伪性，揭示出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基本方面。白居易对黑暗现实的抨击之作，是他周至文学作品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最能代表诗人积极一面。把诗人的文学主张及政治态度积极地张扬出来。
白居易的周至讽谕诗作中，代表名篇为《观刈麦》和《宿紫阁山北村》。这两首诗在不同时期都被选为我国高等院校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内容。这些诗歌，也反映出他的诗作由“量变”到“质变”的升华。
《观刈麦》为白居易任周至县尉第二年夏忙时所作。诗以“田间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发端，极写农民在麦收季节田间劳动的辛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县尉独有钟情，针砭时弊，描写了一个贫苦农妇的形象：“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白居易情系于民，情感真挚炽热，贫苦农民的悲惨景象，民生的疾苦，统治阶级的罪恶，使诗人撼心摇肺，恻然悲伤，并歉疚地对比自己：“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该诗通过对“贫妇人”悲惨遭遇的描述，反映了封建课税的严酷，勾划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处境：终年辛苦劳动，却不得温饱。
白居易在周至还写了不少闲适诗，这些诗深受陶渊明、韦应物的影响，抒发了他与朋友之间的友谊与情感，描绘了周至的美丽风光，多为情悦性，流连光景之作。在这些作品中，屡见佳篇。
周至南倚秦岭，北临渭河，山水川原俱秀，自古有“金周至”之美誉。其秀美山水的灵性，成了诗人闲暇艺术追求的源泉。老子《道德经》诞生的楼观台，白居易赋予了美的赞誉；海拔3767米的我国内陆最高名山太白山，隋文帝杨坚避暑行宫“仙游寺”，诗人“曾于太白峰前住，数到仙游山里来”；魏蜀出兵交战地骆口壁留诗：“拙诗在壁无人爱，鸟污苔侵文字残。惟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骆口驿旧题诗》）。诗人在对周至诸多山川景物描写中，倾注了浓浓的情和深深的爱，在“父母官”的笔下，作品更具明朗圆熟和自然流畅的美。
白居易于周至县尉期间，还创作了不少感伤诗。这些作品思想内容，多为在政治及个人生活等方面历经挫折后，对人生抒发的伤叹、慰藉之作。在这些作品中，他既不隐瞒客观现实，又不掩饰心灵苦痛；既自觉把握了寓情寓性本质的特征，又淋漓道出了深刻而丰富的心理及美学内涵。这类诗歌作品，亦不乏名篇佳作，有的乃为上等之作。
白居易34岁出任周至县尉，无情的岁月遭遇，使他依旧陷于“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戏题新栽蔷薇》）的窘地和苦闷。“有时公事暇”，“何以娱野性？”他深感回家不适，又难慰心神。诗人盛年孤寂凄凉，又顽强进取不甘沉沦。为了排遣这难耐的岁月，他在《新栽竹》等诗中，对为战胜孤寂伤感而特意改造的环境，亦做了记述，“种竹百余茎”，“尽日绕栏行”，“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有时昼掩关，双影对一身。尽日不寂寞，意中如三人”。
此类诗作，主题专一明确，心底抒发淋漓酣畅，如实道出了他壮年独身的空虚及郁闷孤苦的生活感受。从这些诗中不难看出，诗人在极度孤苦中，表现出的阔大胸怀。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他任周至县尉初年创作的，这篇名作，成为诗人于周至及他一生中，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质”的飞跃。
据陈鸿《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于周至，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长恨歌》是一篇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作品以“长恨”为主题。在作者看来，李、杨的爱情故事是历史上一桩莫大悲剧。该诗对李杨悲剧的描述，虽依据了一定的史实与传说，但已融进了作者许多艺术想象和加工创造，因而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一出美化了的宫廷爱情悲剧。但作者的旨意，显然还是对悲剧的同情与真爱的歌颂。
将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绘与艺术想象的酣畅表达相结合，把完整、生动的故事与哀婉、浓烈的抒情相结合，使这首诗歌呈现出浪漫的传奇色彩和浓郁的抒情气氛，是该作品艺术上最具感染力的成功之处。
《长恨歌》情节生动曲折，这既因李、杨情事本身的离奇独特，亦得力于诗人的精心构撰。该诗塑造的两个人物，皆显得真实、丰满，生动感人。《长恨歌》叙事详略有致，张弛自如；抒情缠绵细腻，哀婉动人；章法上下贯通，前后钩连；语言优美明丽，典雅流畅，娴熟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写景抒情。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使该诗极富魅力而载誉千古。
毛泽东生前极其喜爱《长恨歌》，在百忙中展纸濡墨，挥毫书写了诗文中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惊破霓裳羽衣曲”32行224字。
1993年，周至县仙游寺文物管理所根据毛泽东手书镌刻《长恨歌》碑，立于仙游寺。
当今，在中外游客驻足《长恨歌》碑，陶醉于毛泽东的书法及《长恨歌》诗时，莫不由然想起它的诗作者白居易。正是他的千年绝唱《长恨歌》，使周至县的千古名刹仙游寺名闻于世。恰又是这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他的代表作，使白居易摘取了我国唐代继李白、杜甫之后伟大诗人的桂冠。
此文原载河南省文化厅主办《历史文化》，有改动。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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