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陕西史志》2004年第六期，42～45页

　　在陕西近代历史上，同盟会重阳节祭黄陵因其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向为陕西耆旧和史家所推重。但是，关于这次祭祖活动发生的年代，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主张发生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的，如赵其襄、高又明遗稿《井勿幕辛亥革命前革命活动的片段》（节录）就称：

　　当民元前四年（即1908年），经井君与各会党综合统一后，乃大联合，秘密在大雁塔寺开一次会议，……并公推郭希仁、张翊初起稿拟祭黄帝陵文启，并议以黄帝为纪年。一方面与各同志订明于九月初间均齐集中部县附近各地，以准备于时恭祭。（《陕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李子健、胡含叔、刘因侬、孙志亮调查采访，冯逸农综合整理的《陕西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亦称：

　　1908年重阳节前，同盟会在西安大雁塔召开一次会议，……接着便讨论重阳节祭扫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陵墓的事，决定在祖先陵前宣誓，借以表示复兴民族的决心。（同上）

　　还有认为发生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如张应超《井勿幕》便说：

　　1907年10月15日，井勿幕、吴虚白等二十余人在祭黄陵的誓文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的奋斗纲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七辑）

　　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亦说：

　　1907年2月，井勿幕经四川，转赴东南几省，和黄兴（克强）、秋瑾（鉴湖女侠）、朱鐀等联络，密谋革命事宜。同年9月下旬，他和李仲特、高又明等人在大雁塔秘密开会，讨论贯彻同盟会纲领，……定于农历九月九日去中部（今黄陵）县祭黄帝陵，激发我汉族同胞的民族精神，并推郭希仁、张翊初（赞元）起草祭文。（《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陕西民国人物》[一])

　　长期以来，两种观点各行其道，壁垒分明，如韩学儒、吴永涛主编《三秦近代名人评传》载孙志亮《井勿幕事略》，西安市地方志馆、西安市档案馆合编《西安通览》的近代人物部分，就持“1907”的观点；而西北大学历史系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历史研究所合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省委党史委员会办公室、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合写的《辛亥革命在陕西综述》（《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二期），及郭琦主编的《陕西五千年》和柏明、李颖科合着的《黄帝与黄帝陵》，则都采“1908年”这种说法，甚至新编《黄陵县志》、《陕西省志》还径将此种观点写入志中。相较之下，似以1908年说更为流行一些。而最为有趣、同时又最让人大惑不解的是，郭琦、史念海、张岂之诸史学大家主编的《陕西通史》竟然摇摆不定于1907年和1908年两说之间。如该书第七卷（清明）[复核者注：应作“（明清）”] 第十四章第四节讲同盟会领导下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时这样说：

　　为了统一同盟会内部的思想，光绪三十三年重阳节前，同盟会在大雁塔召开会议，决定重阳节祭扫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陵墓，在祖先陵前宣誓，借以表示复兴民主的决心。

　　而其后附《大事年表》却又成了另外一种说法：

　　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九月九日，同盟会员井勿幕、焦子静及会党吴虚白等20余人祭扫黄陵。

　　名人名着，尚且如此矛盾，一般人就更是莫知所宗了。那么，这次重要的祭祖活动究竟发生在哪一年，或者换言之，张应超暨胡、严诸君及《西安通览》主张的1907年说和赵、高、李、刘诸君及其他有关着述坚持的1908年说，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

　　笔者认为，应该是在1907年，也就是说，广为流行的1908年说，其实是个错误的概念。何以见得？答案就在主张1908年的《陕西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黄帝与黄帝陵》、《陕西五千年》、《陕西通史》和《黄陵县志》等都曾引用的当时那篇着名的祭文当中：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重阳日，玄曾孙某某仅以香花清酒牲肴之仪，敬献于我皇祖轩辕黄帝之墓前而泣告曰：

　　惟我皇祖，承天御世，钟齐孕灵，乃圣乃神，允文允武，举修六府，彰明百物。翦蚩尤于涿鹿，战炎帝于阪泉，挥斥八埏，疆理万国。用是奠基中夏，绥服九州，声教覃敷，讫于四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自是以后，圣子神孙，历世相承，尧舜以禅让缉熙，汤武以征诛定乱。洎乎秦皇、汉武、唐宗、明祖，皆能仰承遗绪，奋厥声威，镇抚百蛮，光宅九土。其间偶逢衰替，暂堕纲维，秽丑跳梁，蛮夷猾夏，然皆历时未几，族服其辜，弃彼毡裘，袭我冠服。我民族屡蹶屡振，既仆复兴，卒能重整金瓯、澄清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佑启之也。追至前明甲申之岁，国运凌迟，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盗踞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神州到处，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备受压迫。剃发令下，虽圣裔犹莫逃；旗兵驻防，便禹迹而皆满。又无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其耻未湔已也。且近年以来，欧美民族，对我环伺，各欲脔割大好河山，而满清政府恣其荒淫，不恤国耻，殷忧之士，义愤填膺。近有执义旗而起者，粤东如陆浩东、郑士良、孙逸仙，湘越如马福益、黄克强，湖南如唐才常，均矢志盟天，力图恢复。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州复仇之义师。伏望我皇祖在天之灵，鉴此愚衷，威神扶佑，以纾生民之苦，以复汉族之业。某等不自量力，竭诚奉告，不胜惶愧煎灼、郁结悲祷之至。

　　尚飨。

　　很简单，祭文一开头就明确地告诉了这次祭祖活动的确切年代：“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而这个时间，正好就是公元1907年！

　　为什么呢？且让我们看一下黄帝纪元及其使用情况。

　　黄帝纪元是清朝末年革命党人采用的一种特殊的纪年方法，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后，宣布从1912年元旦（即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起改用公历[后]，即停止使用。其中的黄帝，即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由于清朝为满族贵族的统治，革命党人既然倡言“兴汉排满”，自然不得不否定并摒弃清朝皇帝的年号，改用别种纪年方法（如孔子纪元等），而黄帝纪元即从黄帝诞生之年起，依序推演纪年的方法，则因黄帝特殊的身份和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而大为流行。但黄帝毕竟是传说性人物，其生卒之年史无确载，因此，这种纪年方法使用起来，也因所据不同而互有歧异。其时主要的，大约有下面几种：

　　一、《江苏》杂志所用的黄帝纪元

　　《江苏》杂志是江苏留日学生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4月在日本东京创办的。该刊自第三期起即取消光绪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并以创刊之年即1903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照此法推算，1911年即为黄帝纪元四千四百零二年。

　　二、《黄帝魂》所用的黄帝纪元

　　《黄帝魂》是一部反清革命论着汇编，编者据考为湘人黄藻（章士钊）。该书亦初刊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与《江苏》杂志同岁，却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一十四年。照此法推算，1911年即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二十二年。

　　三、《民报》所用的黄帝纪元

　　《民报》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创刊于1905年，并且从一开始便采用黄帝纪元。此法据说是宋教仁根据《皇极经世》（宋邵雍着）、《通鉴辑览》（清乾隆朝官修）等书推定的，以1905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照此法推算，1911年即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此外，民国年间，储学诛曾有一本《黄帝纪元表》行世，专门介绍黄帝纪年。该书刊行于1938年，据王明根、吴浩坤、柏明所着《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介绍，该表将1911年推定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二十一年。

　　不言而喻，笔者判断这次祭祖活动的年代为1907年，就是根据《民报》所用的黄帝纪元法来推定的，换言之，这次活动的祭文中所用的黄帝纪元，与《民报》用的是同一种推演方法。理由如次：

　　首先，前面举到的几种黄帝纪元中，《江苏》杂志的和《黄帝魂》一书的是最早使用的两种，时间同为1903年。而这一年，前者推定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后者推定为四千六百一十四年。这篇祭文所署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按前者推算应为公元2114年，按后者推算则为1894年，一个比黄帝纪元停用的时间晚203年，一个比黄帝纪元最早使用的时间早9年；一个同盟会早已成为历史，一个同盟会尚未诞生，显然与历史不符。储氏的《黄帝纪元表》虽未言明何时启用黄帝纪元（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肯定不会早于1903年），但依《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所说的该表下迄黄帝纪元4621年（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推算，“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亦为公元1895年，比《江苏》杂志暨《黄帝魂》一书使用黄帝纪元的时间还早8年，其时中国同盟会也才刚刚成立，陕西同盟分会则远未诞生，与史实也显然不符。只有《民报》所用的黄帝纪元，自1905年启用，到1911年最后使用，时间一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一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不仅起讫时间与整个黄帝纪元使用的情况基本一致，并且其间正好有个与这篇祭文相同的“四千六百零五年”。

　　其次，陕西辛亥革命时期使用黄帝纪元的文献，并不仅限于这次活动的这篇祭文。笔者前曾供职的西安市档案馆所藏辛亥革命当年（1911）的历史档案中，已发现有三件都使用的黄帝纪元，或盖有使用黄帝纪元的收文条戳。其一为《仁义兴京货铺为请查究军人私自搜查其盐店街日升恒京货铺呈全陕商务总会文》，其二为《复汉陕西商务总会呈造本省各行商铺报告被抢银钱货物数目详册》，其三为《西安商团团丁编队花名册》，并且都署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或“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采用的是《民报》的推算方法。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民报》的这种方法在当时陕西的革命党人中已然颇为流行，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说明，《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陕西同盟会既为中国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与中国同盟会同其宗旨和政治目标，法理上和事实上自然也当承认和接受《民报》这种极富民族情绪和政治色彩的纪元方法。何况，陕西就这么大一块地方，革命的领袖和骨干，也就是或主要是参加这次祭陵活动的那部分人及其后来发展的新军人物，按照常识，他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在祭陵时采用一种黄帝纪元，而在鼎革反正当年又采用另一种黄帝纪元。

　　历史研究讲究证据。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有关陕西辛亥革命文献资料的搜集，可谓深矣细矣，详且备矣，但是迄今尚未见到[另]一件更为直接地载记这次祭陵活动时间的原始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这次活动留下这篇不存在任何疑问的祭文，不失为，也堪称是解决其发生年代纷争的惟一的和可靠的锁钥。根据以上的介绍与分析，笔者坚信陕西同盟会重阳节祭黄陵的年代为1907年而非1908年，当了无疑义。之所以出现并且流行1908年这种错误说法，就《井勿幕辛亥革命前革命活动的片段》来说，是因为作者事隔多年，记忆失真（这是一般回忆录的通病），而就《陕西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及其以后所出的书籍、文章，如前举《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辛亥革命在陕西综述》和《陕西五千年》、《陕西省志》等来说，虽然不能排除迷信权威、人云亦云的因素，但更关键的则是昧于黄帝纪元及其使用情况所致。说得再清楚点，就是既不明白黄帝纪元这种特殊的纪年方式，也不明白黄帝纪元使用的复杂性，更不明白陕西当时采用的究为哪一种黄帝纪元，稀里糊涂地让些成说牵着鼻子走了。有名的《陕西通史》所以匪夷所思地一会儿此说，一会儿彼说，前后矛盾，自乱其体，说到底原因也在于此。现在，这团迷雾相信已经廓清，严肃的史家，恐怕不应该再以讹传讹，同盟会重阳节祭黄陵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间的纠纷，似乎也应该就此结束。

　　（作者单位：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西安科技工程学院）

　　（本文由三秦记录入，草间人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