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教活动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传入长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较大发展，各州县乡邑不仅广建寺院，僧尼大增，并出现了寺院经济。西晋时，作为“三辅名邑”的本县，佛寺遍地。据境内发现并存有的北魏、北周石刻佛造像考证，佛教传入本县至少有1600余年。
    隋、唐时代，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本县境内建有不少佛寺和一些称为兰若或招提的小佛寺。1980年，车坞神圪垯村唐墓出土的石刻（墓志型）兰若遗记中，记载了光宅寺一和尚的经历。此一时期，佛经借助诸多自然载体广为流传，其中石窟造像、刻藏经文、经幢传世较多。县境内以金川湾石窟及其刻经最为有名。1952年，县城南门内唐佛图塔下出土的两尊经幢，一尊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另一尊为唐宣宗大顺二年(891)所刻《尊胜陀罗尼经幢》。1982年7月，城关公社枣坪村西山坡出土的砂石菩萨像、黄甫公社寇北村出土的砂石阿弥陀佛石像等，均属宋代佛教活动的例证。
    明清时期，佛教与传统的崇神祈福活动相融，借助传统民俗诠释教义，流传更为普遍。境内润镇街、小豆村、李梅庄娘娘庙会成为集中体现这种观念的活动场合。明洪武十五年(1382)，各地设僧司、僧官，县级设僧会司。本县僧会司设于县城北寿峰寺内，管理全县僧尼户籍、寺庙准建事宜。时境内寺庵遍地，晨钟暮鼓不绝，佛事广兴。清道光六年(1826)，重修小豆村娘娘庙。道光七年(1827)，重修金牙堡龙盘寺。今存于黄花山村西的黄花山石窟与造像，黄甫乡寇家沟村的阿弥陀佛石像，县城出土的砂石弥勒佛像，龙盘寺的玉石观音像、罗汉像等，是这一时期佛教活动的遗存与反映。
    近代以后，由于兵燹、灾害、社会变迁以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境内寺庙毁废严重。民国8年(1919)，方里大明寺被人为毁掉。小豆村寺庙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被捣毁。寺庙的佛事活动被家庭佛堂所替代，佛教活动日趋衰微。1965年，县内有佛教神职人员28人（女2人），其中主持1人，僧尼27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官庄龙盘寺、黄甫昌隆佛学院、润镇街姜嫄庙（俗称娘娘）、固贤薄太后庙相继修复，佛事活动正常，佛教信徒渐增。
    二 寺庙石窟
    隋唐时，本县嵯峨山上有振锡寺，为唐元和七年(812)置；县治北有寿峰寺，为唐大中五年(851)建，明万历中僧书法华经刻石立幢，清顺治七年(1650)知县赵宾、康熙三十八年(1699)知县佟世禄先后重修；县治北50里有唐柏林寺，唐人郎士元有柏林寺诗记而赞之；县南门内有唐佛图塔，系唐时建造，明崇祯中知县赵之琴重修，邑人罗大有记，并刻石立其旁。
    清代，县西南10里有云寂寺，县北40里有广延寺，县南门外有真武殿，35里有金轮寺，县治北有保真观，县南35里有准提庵，县西20里有老君庵。其后建筑多被毁废，尚有部分寺庙唯有从村庄、地名遗存中知其大略，但踪迹已杳。如黄甫罗家寺，胡家庙后庄村东南的长真寺（后俗称长畛寺），大店吴古寺，铁王塔尔寺等有名无实，仅以地名流传至今。仅将现存的寺庙石窟列记如下：
    龙盘寺 位于官庄乡席家村南5里泾水北岸的金牙山（又名金牙堡），孤峰特立，三面临水，北有走马岭一线之道，其势险峻，风光独秀。旧宇佛殿3间，观音菩萨与无量祖师前后列置。清嘉庆八年(1803)，居士焦学唐约同四村八乡村民迎请临济正宗第39代传人胜林禅师徒弟拨云，来此募化主持佛事。嘉庆十二至十六年(1807～1811)，3间旧宇改修成观音殿和药王殿，又建关圣帝君殿3间、无量祖师殿3间。道光七年(1827)，又修佛殿3间，塑神像23尊，建钟楼1座。当年龙盘寺，绿荫蔽山，殿宇辉煌，佛道共融，香火鼎盛。其后兵祸匪患，香火渐趋寂寞。建国后，1955年，耀县香山寺和尚释传利（俗名赵荣山）来此并当家，暂住土窑，开荒种地10余亩，植松柏数10万株，果树8亩多，养牛数头，以寺院经济维系佛事，香火不绝，钟磬之声朝夕可闻。其后，龙盘寺曾两度被没收入社，和尚还俗，寺庙变为队办林场。1985年，重建大雄宝殿，塑佛像，建僧舍，凿窑洞，以农为主，农禅并重，佛事活动正常。现有僧尼5人，当家释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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