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石鼓
    石鼓为春秋时之物，用坚硬化岗石质琢制而成鼓状，十刻，鼓大每径与高约各3尺余，周围刻有籀文（大篆）。
    据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宝鸡县志》记载：石鼓“出县南（今宝鸡市渭滨区石坝河乡石鼓山）十五里山麓，周时有石如鼓者十，宣王凿之，以记中兴。后无文者一，有文者九，可见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识者二百七十二字。其文即史籀”。初弃散于荒野之中，唐德宗贞元时(785～804)，凤翔知府郑余庆得其九，移置于凤翔孔庙。五代之乱又复散失。北宋真宗年间(998～1022)，凤翔知府司马池又辇至府学门庑下而亡其一。仁宗皇祐四年(1052)，太守向傅师访求复得（传在今凤翔县石落务村）始足十。即乍原石，然上端已被削去，刳作臼形。此鼓原文七字一行，已成一行四字。徽宗大观中(1107～1110)，徙置开封。宋南渡后，金人移置燕京（今北京）国子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不久，石鼓迁至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回北京，置于故宫博物院至今。
    石鼓自唐德宗贞元时在本县荒野发现至今，历时近1200年，引起中外学者极大关注。自唐以来，国内不下200余名流学者致力于石鼓年代、所记何事的考辨和研究。特别是石鼓之年代，上起周宣王，下至北周，诸种种推断，歧异颇多。
    张怀瓘、李嗣真、张彦远、韩愈、苏东坡、梅圣俞等皆以为周宣王时刻，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时刻，郑樵因鼓文与秦器相合指为秦刻石，武亿以为汉物，王闿运以为晋物，近人王东培在《复傅抱石书》中谓为北周遗物。自马衡《石鼓为秦刻石》发表后，歧异相对统一。唐兰以为秦献公十一年（前374）所作，郭沫若以为秦襄公八年(770)立西畴时作。今人李铁华集前人研究成果于一体，取其之长，补其不足，以秦国史事为诗篇背景，依《史记·秦本纪》作比较分析，确定石鼓制作年代为秦文公五十年（前716）。十鼓十诗的内涵，是秦文公四年（前762）由西垂宫东猎初至汧渭之会到文公四十八年（前718）周桓王初立和文公孙新立太子时，邀集诸侯“宴乐天子”期间重要事件的叙事史诗。
    因石鼓屡经迁徙，原次序已无从得知。宋代以来，诸家之著录多以第一、第二或甲、乙、丙、丁等称之，若不知其所指为何石。郭沫若仿《诗》序例，标举文中二字为石之标名，李铁华从之，但在先后排列有别，且将郭沫若标之“苯欶”改为“天虹”、将“马蔍”改为“銮车”。
    世传秦石鼓文拓本，今所见亦然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5)锡山、安国所藏《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宋拓本为最古，均为翦装。但彼此亦有先后，《先锋》本最早，翦夺字数较多；《中权》本、《后劲》本虽晚，各保存许多残字。从保存字数考查，《先锋》本不计重文共存480字，郭沫若从《中权》、《后劲》本中补辑21字，总共保存字数不计重文为501字。李铁华以安国《先锋》、《中权》、《后劲》三拓本为主，参以其它版本及有关石鼓文著述，得前人未识和已识而未补出之全文31，考辨后的鼓文（含重文、合文、赘文及东坡本补入之字）凡646字。
第二节 碑、碣、经幢
    邱长春内传碑：元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磻溪长春成道宫提点方志正等立，碑首有浮雕二龙戏珠，阳刻楷书“镇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碑”17字，阴刻楷书“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其文详记邱处机生平事迹。碑高257厘米，宽119厘米，厚26厘米，碑座长150厘米。现存磻溪乡磻溪宫院内，字迹清晰，保存完好，为本县重点保护文物。
    圣旨碑：元至元六年(1269)常宁宫提点安静大师赵德义立，石质粗劣。上刻至元六年敕改“至德常宁观”为“至德常宁宫”诏旨。原在火神庙院内，今存县文化局院。
    重修禅院碑：明天顺八年(1464)立。碑刻重修禅院时百余村庄捐赠布施的村名及数额，可资明代慕仪一带村落研究。现散见慕仪乡洞坡村半原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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